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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2014-04-21 02:54:13 来源:长江商报

长江商报消息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中央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而备受关注。金融危机期间,各主要央行联手救市以及执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又饱受争议。世界主要央行行长的一言一行更是牵动着金融市场与公众的神经。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转型期央行作为政府的一部分,和其他部委一起合作推进改革是合理的选择。这一言论立即引起了人们关于央行职能的讨论。虽然央行能够在金融危机中力挽狂澜,避免了金融体系全面崩溃,阻止了宏观经济持续衰退,但央行不是一家万能机构,它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中央银行的有所为

不过,在央行所有职能中,发行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职能是最受人关注的。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两者相比,货币政策是更加常用。主要在于,财政政策的实施主体为财政部,它出台需要国家权力机构漫长的决策过程,而且通常不能朝令夕改。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为中央银行,在多数国家的央行已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政策的改变无需经过权力机构,而是由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在应对宏观经济波动时货币政策更加及时、灵活,所以其越来越成为当局宏观调控更加倚重的宏观调控手段。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具体来说就是保持物价的稳定和充分就业,使得经济增长尽可能接近潜在增长水平。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上涨时,央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当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运行机制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政策执行经验的积累,多数国家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效果方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表现。西方发达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次金融危机前之所以能够出现的长达20多年的“大稳定时代”,即经济平稳增长和低通货膨胀并存,货币政策功不可没。本次金融危机后,包括我国央行在内的世界主要央行联合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对于避免世界经济再次滑入萧条的境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央行银行的银行职能主要表现在其“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资金的机构,其主要资金来源为客户存款,而存款属负债,所以银行资产负债率一般很高,往往在90%以上。另外,银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期限往往不匹配,从总体上看贷款期限通常长于存款期限。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银行很容遭遇“挤兑”。一旦出现“挤兑”,即使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也由于无法及时获得流动性而以破产收场。并且银行破产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家银行的倒下继而引起其他银行的倒下,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整个银行体系的崩溃。银行在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最重要的金融机构,银行危机使得社会融资活动陷入停滞,对整个经济来讲,相当于人体中的血管出现阻塞。由于无法获得资金,消费、投资等活动必然减少,使得社会的总需求下降,于是失业增加、经济衰退,严重时还可能出现长期的萧条。经济史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著名的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所以,保持银行业的稳定性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有时候只需向少数银行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就能实现,于是现代中央银行就承担了这一角色。很大程度上讲,美联储就是美国1907年遭遇银行危机后美国政府痛定思痛的结果。从“二战”后的情况看,央行“最终贷款人”职能的发挥也是相当不错的,没有出现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世界范围内的银行危机。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及时向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避免了更大范围银行危机的发生。

中央银行的有所不为

上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和“最终贷款人”职能,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着眼于经济的总需求管理角度。一国的总需求决定于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支出,其中政府支出是财政政策调控的内容。货币政策的本质就是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或调整利率影响消费、投资、净出口等来改变总需求,使得劳动、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实现经济的潜在产能。维持银行业稳定的目的,同样是避免总需求的急剧下滑,保证经济潜能的发挥。换句话说,经济的潜在产能是给定的,中央银行只是通过调整总需求尽量与潜在产能相匹配,如果总需求大于潜在产能,则会出现通胀,而小于潜在产能,又会出现失业,所以中央银行的功能发挥是通过总需求调节实现的。

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是由总供给方面决定的,即经济的潜在产能。富国和穷国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人均潜在产能的大小。很遗憾,中央银行对经济的潜在产能几乎无能为力。经济产出潜能由什么决定呢?通常来讲,技术水平、劳动者数量和素质、资本数量、资源配置的效率等是重要的因素。我国经济总量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后短短三十年内跃居世界第二,与我国在以上几个方面的不断进步是分不开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自主创新”等战略使得我国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众多的人口满足了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数量,国人对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前所未有的重视让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勤俭节约的传统文化以及引进外资的政策,使得资本积累的成就有目共睹;各方面不断深入的改革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的“人口红利”行将消失,所以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改革红利”的论断,就是从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角度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以上每一项的改进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艰苦的漫长过程,也非中央银行能力之所及。

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决定了中央银行发挥作用的上限,当货币政策调整总需求与总供给相匹配后,继续实施宽松的政策就无法实现产出的增加,引起的只能是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通货膨胀。货币经济学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短期内有效,长期内无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企图通过中央银行的政策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国家的富裕都是痴心妄想,最终的结果是经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另一方面,政府又特别乐意操纵中央银行:从政治的角度看,执政的政党为了谋求连任,希望通过货币政策刺激就业来取悦选民;从经济的角度看,政府希望通过央行发行货币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西方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央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避免政府对央行的恣意操纵。比如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新西兰储备银行等,都是向国会负责,而不是向政府负责。

再回过头来看周小川的言论,央行是政府的一部分,这是我国的体制使然,但其独立性的不断增强应是改革的明确方向。至于央行来推进改革,我们则持保留意见。央行的为与不为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如果定位错误,只会是适得其反。拉美、津巴布韦等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是前车之鉴。

冀志斌

经济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金融教研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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